在成為第一位摘獲普利茲克獎的中國公民前，王澍還獲得過德國謝林建筑實踐大獎、法國建筑學院金獎。

　　和很多知名設計師有“海歸”背景不同，王澍土生土長，在東南大學(招生辦)讀了本科和碩士，在同濟攻讀博士，如今任教于中國美院。但業(yè)界人士也曾意味深長地說過一句話，“王澍摘獲的有含金量的獎項里，來自本土機構的極少。”

　 “非主流”，這似乎是王澍踏進這個行業(yè)起就被貼上的標簽，論歷史，一直可以追溯到大學時代。

　 “我從大二開始就決定不聽課了，一切要靠自學。”王澍坦率地承認，他對讀了8年的東南大學感情糾葛頗深。這個“叛逆”的學生后來到同濟攻讀博士時，導師盧濟威教授寬納了他。

　 “我只記得我導師跟我說過一句話：別人的論文怎么寫，我都要管管；你的論文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吧。”王澍回憶道，盧濟威對他的“放養(yǎng)”，實為一種鞭策。“老師不管我了，我的壓力就大了。”

　　讀博期間，王澍健康地“潛伏”在校園里。一年四季洗冷水澡，一周踢幾場球。待到博士論文成文送至盧濟威手上時，這位資深教授卻和身邊一位同事說：“王澍的博士論文是篇好論文，但是我讀不懂，你也幫我一起看看。”

　　王澍的博士論文以“虛構城市”為題，凝聚著這位研讀建筑學的年輕人對未來城市發(fā)展趨勢的思考。王澍說，這篇論文初稿形成于讀博的第三年，待到第四年基本成文，但在和盧濟威交流之后，他立馬做了一個決定：5萬字全部重寫。

　　時至今日，王澍獲獎，他當年在同濟的師兄師弟和老師，開始依稀回憶那部手寫的博士論文。有人至今珍藏，仍說看不懂。

　 “看不懂”，也是很多人對王澍建筑作品的評價。最初的蘇州大學文正學院圖書館，后來作為獲獎代表作的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(qū)、寧波美術館，以及他參與的住宅項目“錢江時代”，爭議從未平息。

　　昨天的座談會上，王澍的昔日同窗好友也不忘再“火上澆油”。“在大學的時候，王澍就沒有被定義為優(yōu)秀學生；他的博士論文，在同濟也沒拿到優(yōu)秀論文。”

　　但從不受外界評價的影響或左右，或許正是王澍成功的秘密。

　 “有人說，我在杭州發(fā)展，運氣極好，遇到了懂我的領導和開發(fā)商。但其實很多事情，也就自己知道。”王澍在杭州接手一個項目，和開發(fā)商的談判曾一度中斷，“要按我的脾氣早就拍桌子走人了，但我太太送我八字諍言，讓我堅持了下來。”

　　太太陸文宇給王澍的這8個字是：虛心接受，堅決不改。

　　王澍堅決不改的，是他對市場的“隔膜”。也正因此，王澍在很多人心中留下的印象是“孤傲”。

　　可王澍說，他的偏執(zhí)，根植于自己的了解。“我是一個智商中等的人，只會做我覺得對的事情。”

　　從來不受市場誘惑，也是盧濟威最欣賞王澍的地方。多少學生到上海學建筑，只奔著留在上海。但王澍同濟畢業(yè)后卻匆匆去了杭州。

　　謙和的“憤青”仍有鋒芒

　 “那時如果留在上海，我最多是這一盆菜里的一股刺鼻的調料。”曾有一次，王澍深情回顧他當初的選擇。于他而言，上海的建筑不是“中國”，但杭州可以代表中國。

　　喜歡山水畫、愛喝龍井茶，不斷地把“讓建筑自然地存在于山水之間”的理念付諸實踐。談到王澍獲獎，同濟大學城規(guī)學院的一位教授說，“看上去是大喜事，其實也是狠狠為中國建筑界敲了一記醒鐘。”因為，當今國內建筑界的主流，無不是向西方看齊。而王澍摘獲普利茲克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保留了中國建筑的傳統(tǒng)特色。

　　由于是慶祝同濟城規(guī)學院成立60周年，圓頭圓腦的王澍和昔日的老師、故友閑聊，禮讓而謙和，言談之間看不出一絲“憤青”色彩。

　　但王澍，終究還是王澍。論及大學的建筑教育，已經出任中國美院教授的他，話語仍然不失鋒芒。

　 “我在同濟讀書的時候，覺得這個學校很開放、很自由、很放松。但除了這些，我也有一點沒有全搞清楚，大學還堅持什么？”

　    有教師意味深長地補了一句：“堅持什么，恐怕不是一所大學的問題，也是我們這個城市必須思考的問題。”（記者 樊麗萍）